1、兩漢經學東漢末年,黃巾亂起,生靈塗炭,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在忙啥呢?
答案是讀經。
“經”的本意是書籍,後世專指儒家經典。
孔子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失敗後回到故鄉,編輯了《書》、刪定了《詩》、編訂了《禮》和《樂》,作了《易》的一部分,根據魯國曆史創作了《春秋》,這就是儒家寶典“六經”,也被稱為今文經。
秦始皇焚書坑儒,這些著作除了《易》,其他都未能倖免於難。
西漢初年,漢高祖劉邦並不重視儒家,如果不是叔孫通,朝野上下連一套行為準則都冇有。
這一時期,因常年戰亂、土地荒蕪、經濟凋敝、社會矛盾加劇,黃老思想處於主導地位,政治上與民休養生息。
與百家爭鳴時期不同,漢初的道家是新道家,是積極的有為,“文景之治”是無為而治的產物。
《淮南子》以道家思想為主。
漢武帝罷黜把家,獨尊儒術,在漢代經學奠基人董仲舒的主導下,置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五經博士。
之所以是五經,是因為《樂》找不到了。
自此儒學轉變為經學,成為官方統治哲學。
五經成為法定經典,也是士子必讀的經典,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、解釋五經為主業。
東漢靈帝時期,李巡認為博士生分甲乙科考試,關注成績高低,相互間打探訊息,有行賄行為,甚至私改蘭台藏書閣經書文字,以符合老師教授的內容。
靈帝下詔,由蔡邕負責,校訂《五經》文字,刻在石碑上,立於太學門前。
此後《五經》以蔡邕校訂的版本為準,因內容而發生的爭執平息了。
經學內容不斷豐富。
西漢末年王莽增《樂經》,“五經”變成“六經”。
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,分成若乾“師說”,也就是若乾流派。
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。
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,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。
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,確定了十西家博士。
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》記載:“於是立五經博士,各以家法教授,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,《尚書》歐陽、大、小夏侯,《詩》,齊、魯、韓,《禮》,大、小戴,《春秋》嚴、顏,凡十西博士。”
這十西家都屬於今文經學。
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,受各種天人感應、符瑞、靈異的影響,加上統治者的迷信應用,讖緯氾濫,逐漸神學化。
另一方麵,今文經學繼承原初儒學比較純粹,當初百家爭鳴言論比較過激,批判性較強,逐漸為統治者所不容。
在這個環境下,古文經學在民間興起。
古文經學所依據的,是漢朝在民間發現的各種古書,它與今文經不僅文字表述不同,經書解釋與教學方法也有較大差異。
簡而言之,今文經學都是孔子所作,用微言大義的語言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;古文經用戰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,記錄了上古文化典章製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,是原汁原味的經典。
2、今古融合文景時期,朝野開始收集古代經典,年長的秦博士和儒生們,口述或默誦己遭焚燬的經典,或把冒險珍藏的書籍拿出,使之傳世;漢景帝末年孔宅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,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一批古典文獻,漢宣帝時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《尚書》。
這些經典與孔子整理的“六經”相比,不僅篇數字數不同,內容上也有差異,被統稱為古文經。
古文經學的興起最早起自《春秋穀梁傳》,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。
在王莽當政時期,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,強烈反對今文經壟斷學術,認為古文經纔是真經、全經,併爲古文經設立博士。
王莽身為帝王卻知識淵博,嚴格用儒學要求自己;劉歆更不得了,他的父親劉向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奠基人,是兩漢有數的大學者。
王莽與劉歆,是惺惺相惜的理想主義者,也是理想的殉道者,他們把古文經學推向了新高度,也掀起了今文經與古文經的大論戰。
東漢時期,古文經學雖然一首冇有被立為博士,屬於民間學說,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,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。
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、許慎、馬融、服虔、盧植等,弟子眾多,影響很大。
經學學派眾多,各學派著書立說,相互詰難,眾說紛紜,每家對於經學的解釋,章句多者,動輒上百萬言。
學生費儘心機,鑽研學問,勞而無功,後來的學者對此多有疑問,莫衷一是。
今古文經學在長期的爭辯過程中,也在互相滲透融合。
東漢初年(公元79年)召開的白虎觀會議,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,會議的成果是班固寫了《白虎通》,該書以今文經學為基礎,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。
漢末時,一代宗師鄭玄出現,今古文經學真正完成了統一。
鄭玄(127年—200年),字康成,北海高密人。
鄭玄父祖均未出仕,家境貧寒,一心向學,十二三歲時可講述五經。
為照顧家庭,鄭玄年紀時曾為鄉吏。
但他無意為官,主動辭職設法入太學,拜京兆人第五元先為老師,鑽研京氏《易傳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統曆》、《九章算術》,屬於今文經學派。
後來,鄭玄跟隨東郡人張恭祖學習《周官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韓氏《詩經》、古文《尚書》,屬於古文經學派。
這時,崤山以東無人可做鄭玄老師了,可以開宗立派了。
但鄭玄仍想繼續深造,於是西入函穀關,通過盧植,拜到馬融門下。
馬融是古文經學大師,素來倨傲,隻讓學生指導鄭玄,鄭玄三年未得麵授。
有一次,馬融和高足弟子演算渾天問題,遇到了疑難。
有人推薦鄭玄,就把他召了過去,鄭玄很快就解決了問題,所有人都驚服不己。
馬融對盧植說:“我們都不如他呀!”
自此開始,馬融十分看重鄭玄,鄭玄便把平時學習中遇到的難題拿去請教,終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
七年後鄭玄因父母年邁回鄉,馬融說:“鄭生今去,吾道東矣!”
鄭玄既精通今文經學又精通古文經學,於百家之學無所不通,他以古文經學為基礎,網羅眾家,憑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,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麵總結。
他打破了經學的門戶家法,註釋與著書幾百萬言,態度嚴謹,實事求是,創立了“鄭學”,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。
鄭玄的學術成果冠絕古今,是對幾百年經學積累的總結與發展,此後鄭學興盛,對經學的學習漸入正軌,經學至此也達到巔峰。
皮錫瑞作為今文學家,在《經學曆史》中也對鄭玄高度評價:“鄭君康成,以博聞強記之才,兼高行卓絕之美,著書滿家,從學盈萬,當時莫不仰望,稱伊、洛以東,淮漢以北,康成一人而己矣。”
貞觀二十一年(647年),唐太宗列鄭玄於二十二“先師”之列,配享孔廟。
鄭玄名氣很大,大將軍何進、三府(太尉、司空、司徒)征召鄭玄,鄭玄推辭不掉,隻得進京,在京師隻待了一宿就離開了。
後將軍袁隗(袁紹的叔父)舉薦,鄭玄也藉故推辭。
孔融特彆敬慕鄭玄,主政北海時,在高密縣為他設立一鄉,名“鄭公鄉”。
董卓遷都長安時,公卿們又舉薦鄭玄,因道路阻隔冇有赴任。
大多數時間,他在家鄉講學,學生數千人。
建安元年,鄭玄到徐州避亂,陶謙以師友禮接待。
北海地區黃巾猖獗,鄭玄從徐州返回高密縣,途中遇上黃巾軍賊寇數萬人,黃巾軍看到鄭玄,皆伏在地上叩拜,並相互約定,不得騷擾高密縣境。
袁紹踞冀州時,為提高聲望,派人請鄭玄。
袁紹大會賓客,鄭玄最後來到,袁紹請鄭玄坐在上座。
鄭玄身高八尺,飲酒可達一斛,長得眉清目秀,儀容偉岸,交流時滿座皆服,大學者應劭都要拜師。
建安五年春天,鄭玄夢到孔子,醒來後,鄭玄以讖緯解夢,知道自己來日無多,過了一段時間,鄭玄患上重病。
官渡大戰時,袁紹逼迫鄭玄隨軍,鄭玄在顛沛流離中病逝,前來送葬者有一千餘人。
他的學生劉備,當時也在軍中。
3、讀經傳家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,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,《漢書·韋賢傳》引民間諺語說“遺子黃金滿盈,不如一經”。
漢朝的“以經義決獄”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,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誌。
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,移風易俗,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。
漢武帝時期始在朝廷設太學,作為最高學術機構,承擔儒學傳承、培養官員的使命,也是皇帝的智囊。
太學設五經博士,博士再招收學生。
王莽時期,每一經設5名博士,六經共30名,每一經弟子360人,共弟子10800人。
到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時期,太學生己達三萬人。
每一經門派嚴格,傳承有序。
公孫弘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教材,把經學與利祿結合起來。
很多平民以讀經做官,到東漢時成為世家大族,經學被累世把持,被大家族壟斷。
久而久之,大家族成為豪強,不僅壟斷學問、道德,還壟斷政治、經濟。
漢代儒生,一生攻讀一經,所謂皓首窮經即是如此。
因為這種樸拙的態度,漢代儒學又被稱為樸學。
很多平民以讀經做官,到東漢時成為世家大族。
經學被累世把持,被大家族壟斷。
通過壟斷學術,大家族又壟斷政治、經濟、道德,有的演變成豪強。
世家大族們精通儒家經史典籍並掌握著解釋權(家學),保持父子兄弟代代相傳的道德和家族的風格傳統(家風)。
憑藉著深厚的家風家學,他們讓“士”的分量越來越重,最終開辟了由東漢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七百年士族政治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