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上層社會，服長生之藥，求不死之風甚盛。

人豈有不死之理，但不想死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明知其絕不可能，可冇有一個人碰到這種長壽可能性的時候，會放棄的。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謬，也不肯與其失之交臂。即使科學發達至今天，不也有過這種功、那種功，弄得一幫愚民膜拜崇信，成為現代白癡嗎？

何況，一千年前的唐朝？

在中國，怕也不隻是唐代，有錢的、有名的、有權的、有勢的，日子過得滋潤得不行的那些人，以及冇錢的、冇名的、冇權的、冇勢的，日子過得不那麼舒坦快活，而在孜孜奮鬥、期冀改變的那些人，都在千方百計地尋丹覓藥，延年益壽，爭取不死。

再則，最好的死，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。於是，可想而知，唐朝人吃不死藥，比當代人吃補藥的積極性高上十倍，不以為奇。當時的長安，恰逢盛世，人們自在得簡直不知所以，便想辦法要長久地快活，想辦法能取得長久快活的靈丹妙藥。於是，來自西域南洋的胡僧，來自道教名山的方士，最吃香，因為他們能煉不死神藥。皇帝下帖誠邀，名流登門求教，官員趨前問候，小民望風追隨。有一個名叫“那羅邇娑寐”，或“那羅邇婆娑”的高僧，是從印度尼西亞的婆羅門島，渡海來到大唐的，那就更是不得了。最後，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級醫藥顧問一職，負責監製禦用的長生不老之藥。

在中國曆史上因服用這種不死藥而死的皇帝，曆代都有，唐朝尤盛，李世民就是一個。就是他在太極宮的金飆門，為這個基本上為騙子的高僧建造了一座煉丹的沖天爐，白天火光熊熊，夜晚耀如白晝。

同是洋人，這個“那羅邇娑寐”，或“那羅邇婆娑”的胡僧，可比當今瑞典科學院專管諾貝爾文學獎的院士來到中國，要神氣得多，牛皮得多。人稱“天可汗”的萬世之尊，親下丹墀，合十禮敬。因為這位外國和尚，能讓你不死，活八百歲，活一千歲，能讓你與你的重孫子，一塊兒再娶媳婦，能讓你與你的灰孫子，一塊兒重做新郎，那是金山銀山也買不來的福氣啊！至於攜重金而來華的洋院士，相比之下，那諾貝爾獎的區區五十萬美金，就不免有點赧顏了。

唐朝的不死藥，種類繁多，係統不一，方劑互異，用藥有彆，冶煉炮製的方法手段，也各有各的高招，通常都秘而不宣，若像做豆腐、炸油餅那麼簡單，那些賣野人頭的胡僧，那些推銷狗皮膏藥的方士，還能騙誰去？這也是時下文學界經常被幾個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，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。這也不稀奇，自有人類，就有騙子，正如蓋了房子，人住進去，必然會有耗子、蟑螂一樣，是不受時間控製和空間影響，是防不勝防的。

唐朝的不死藥，大致有兩個來源，一是魏晉時文人服用的五石散；一是域外傳進中土的煉丹術。有一位名叫高羅佩的荷蘭人，在他的專著《房內考》中，認為有關長生不老之術、永壽不死之藥，無論在印度的，還是中國的古老性文化裡麵，都是作為與房中術（Sexology）相關聯的一門學問。

而無論什麼事情，一落到中國的犬儒主義者手裡，好的變成壞的，壞的變成更壞的，學招變樣，偷換概念，形同實異，荒腔走板。狸貓換太子，化嚴肅為粗鄙；土豆當天麻，掛羊頭賣狗肉；認真求實，被油腔滑調代替；嚴肅高尚，被市儈侏儒嘲笑。《淮南子》曾雲“橘逾淮為枳”，而經這幫王八蛋搗弄折騰，過了淮水，橘就變為驢糞蛋，為屎殼郎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因此，在李唐王朝，彆看成了一個不死藥的氾濫成災的世界，其實，更是一幫騙子興風作浪、得其所哉的世界。尼采說過，上帝要你滅亡，先讓你瘋狂。唐朝人攀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藥，為之命喪黃泉者，不知幾許？其中包括帝王，包括詩人，但冇有一個清醒的人站出來喝止這種狂熱，一直到唐亡以後，不死藥纔在中國基本絕跡。

這就是說，人要是愚執不悟到底，必然出現蠻可怕的精神症狀。就看神勇義和團攻打東交民巷時，堅信刀槍不入，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頭；就看近些年來，這個功或那個功的信眾，唸經除病，坐地昇天，吞符作法，頂禮膜拜的死不改悔，便可領教了。一千年前唐朝人，對不死藥的虔信不疑，堅定不二，死也要吃，吃死不悔的鐵定了心，你能說些什麼呢？

唐太宗都吃的呀！武則天都吃的呀！據清人趙翼在《廿二史劄記》裡說，“惟武後時，張昌宗兄弟，亦曾為之合丹藥，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，則武後之餌藥之可知。然壽至八十一，豈女體本陰，可服燥烈之藥，男體則以火助火，必至水竭而身槁耶？”不知道這種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說法，是否具有某種科學道理，但唐王朝最傑出的這兩位男女，都在為他們的子民率先垂範，所起到推廣宣傳的作用，能不教全體公民追隨領袖，步其後塵嗎？

所以，唐朝吃不死藥，幾乎成為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。

在服藥而死的人當中，最令人噴飯的，莫過於在代宗朝，曾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，在德宗朝，曾為檢校工部尚書的李抱真了。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藥而死的最為典型的人物了。

李抱真到了晚年，“好方士，以冀長生”（《舊唐書·李抱真傳》）。一個名叫孫季長的江湖騙子，投其所好，登門兜售其不死之藥。說，隻要服了他煉出來的金丹，短期內可以祛病延年，久服後必然成仙昇天。這等絕頂的荒唐，李抱真竟被蠱惑得深信不疑。遂邀他入幕為賓，禮敬備至。給他發高薪，配助手，還撥出大批銀兩，供他建爐燒丹。結果弄得滿院子煙燻火燎，雲纏霧繞，以致居宅所在街坊，籠罩在一片烏焦巴哄的難聞氣味之中，路人皆掩鼻急走，不敢停留。

這位留後，這位工部尚書，卻興奮至極。因為，對他而言，不死已不是問題，而他要關心的是要得道成仙，指日昇天，與大家要再見的事情了。見到同僚平輩、部屬下司、親朋好友、左鄰右舍，來不及地珍重道彆，因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，他要昇天了：“此丹秦皇、漢武皆不能得，唯我遇之，他年朝上清，不複偶公輩矣。”那意思是，他要先行一步，再也見不到諸位了。

據《舊唐書》，此人先後一共“服丹二萬丸，腹堅不食”，最後，服到隻有進的氣，冇有出的氣，服到如同死魚缺氧一樣直翻白眼。至此，“不知人者數日矣！”全家束手無策，隻好準備辦後事。有一個道士叫牛洞玄者，出了一個惡招，死馬權當活馬醫，“以豬肪、穀漆下之。”豬肪者，即豬油，穀漆者，即瀉藥。經灌腸潤滑，加之峻瀉藥物，積痞排泄出去，纔算緩過氣來，睜開眼睛，略曉人事。

但那個江湖騙子卻跑來對他說，眼看成功在望，翩然飛昇，大人你怎麼能半途而廢呢？這個白癡，想想在理，怪罪家人救活了他，反而更為增加藥量。結果，“益服三千丸，頃之卒。”這回，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。

人，怎麼能不死呢？不過早晚而已。可一根筋到底，堅信服了不死藥就會不死，你對這等傻B，隻有敬謝不敏。但是，一個人，兩個人，這樣瘋瘋癲癲，隻不過是飯後茶餘的新聞。可在唐朝，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內，整個社會，都這樣瘋瘋癲癲，以致服藥成為時尚、時髦、流行、新潮，那可就當真是病態，當真成問題了。

風氣這東西，看不見，摸不著，對社會而言，風氣一旦形成，會產生正麵效應，也會出現負麵效果。好的風氣所至，如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；壞的風氣所至，如汙泥濁水，不堪收拾。一般來說，良好的風氣，向上的風氣，循循善誘、使人心理健康的風氣，潔淨自好、懂得禮義廉恥的風氣，都是腿短的，很難推廣，更難實行。相反，浮躁的風氣，邪惡的風氣，推波助瀾、製造盲動混亂的風氣，薄倖讒險，絕不與人為善的風氣，總是不脛而走。隻要蠱惑起來，煽動起來，前麵有人帶頭，後邊一定就有起鬨架秧者流。接著，像滾雪球似的，一股奈何不得、邪乎得厲害、足以裹挾一切的力量，有時真會攪得天下不寧，日月無光。

說起唐朝的不死藥，領風氣之先的，不是彆人，正是這個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！

這顯得有點滑稽。一位英主，一位明主，一位封建社會中稱得上為樣板的帝王，他知道服藥不對，求仙不對，他當然更知道人總是要死的，不過是死得重如泰山，還是輕如鴻毛的分彆而已。這位大政治家、大軍事家，卻選擇了比鴻毛還輕的讓人笑話他、蔑視他、看不起他的死法。服那位名叫“那羅邇娑寐”或“那羅邇婆娑”的、來自印度尼西亞婆羅門群島的南洋高僧所煉成的金丹，而一命嗚呼。

舊時的曆史學家，編撰正史的史官們，哪敢如此直書乾陵毒斃的死因，那是大不敬呀！要知道，皇帝永遠是對的，這是絕對真理。即使陛下錯了，也是錯得偉大光榮，錯得英明正確的。可要是隻字不提吧，為史官者，又覺得憋悶，又覺得對不住曆史。

於是，《舊唐書》的作者，含著骨頭露著肉，在《太宗紀》裡不痛不癢地說了一句，“貞觀二十二年五月，使方士那羅邇娑寐依於金飆門，造延年之藥。”在《郝處俊傳》裡拐彎抹角地又說了一句，“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。胡人有異術，征求靈草異石，曆年而成，先帝服之，竟無異效。大漸之際，名醫莫知所為。時議者歸罪於胡人，將申顯戮，又恐取笑狄夷，法遂不行。”在《憲宗紀》裡額外補充地說了一句，“李藩亦謂憲宗曰，文皇帝服胡僧藥，遂致暴疾不救。”這樣，總算讓我們在這位大人物頭頂上閃亮炫目的光環裡，看到一個其實也並不怎麼樣的晦暗缺口。

也許上帝不給人百分之百，也許我們不該求全責備，也許，瑕不掩瑜，這是一個手指頭與九個手指頭的關係。還是儘善儘美的天可汗，還是永垂青史的貞觀之治，這是毫無疑義的。但要聽他公元628年（貞觀二年），在禦前會議上的一次極其冠冕堂皇的訓話，與他本人實際上的所作所為，你就會覺得他的偽善，表演得不免太過分了。他說：

神仙事本是虛妄，空有其名。秦始皇非分愛好，為方士所詐，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，隨其入海求神仙。方士避秦苛虐，因留不歸，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，還至沙丘而死。漢武帝為求神仙，乃將女嫁與道術之人，事既無驗，便行誅戮。據此二事，神仙不煩妄求也。（唐·吳兢《貞觀政要》）

若以這些記錄在案的話，你不能不承認李世民，具有相當程度的唯物主義觀點，和相信科學、破除迷信的進步思想。還頗有一點反權威的精神，敢於對秦始皇、漢武帝發難。可據《資治通鑒》，這位陛下，卻是一直冇有斷了服種種延年益壽、壯體強身的不死藥。

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，崩。上（李世民）將往哭之。房玄齡以上疾新愈，固諫，上曰：“高公非徒君臣，兼以故舊姻戚，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？”帥左右自興安門出。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，聞上將至，輟哭，迎諫於馬首曰：“陛下餌金石，於方不得臨喪，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！”上不聽，無忌中道伏臥，流涕固諫，上乃還入東苑。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

看房玄齡和長孫無忌兩位臣下的堅定態度，這種因服藥而有所禁忌的乾預，既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後一次。而且，還由此判斷，唐太宗服的藥，是中國古方，當為發軔於漢，濫觴於魏晉，至南北朝，至隋而氾濫，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“五石散”。

讀魯迅先生的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》，我們知道，服了這種藥以後，痛苦難耐，非常人所能忍受。因其所含藥物成分，《抱樸子》為丹砂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雄黃、白礬、曾青、磁石；《諸病源候論》為石鐘乳、硫黃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赤石脂。儘管自魏至唐，其配伍方劑，至少不下十餘種，莫衷一是，但都離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礦石等燥熱上亢類藥。所以服藥以後，要行散，要揮發，要冷食，要靜息，純係自虐，不得安寧。否則，藥性散發不出，就會出大問題，這才使得長孫無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騎，要陛下回宮將養。

既然服藥如此受罪，為什麼還自討苦吃？因為，在古籍《神農本草經》中，這些藥石被視為“輕身益氣，不老延年”的上品。在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等傳統醫學書籍中，更認為其具有壯陽及治療陽痿的功效。所以，古人服用“五石散”，實際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“偉哥”作用。唐代孫思邈的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，有“貪餌五石，以求房中之樂”的說法，也證明瞭當時人服藥風氣所為何來。

而據荷蘭人高羅佩的研究，在其《印度和中國的房中秘術》一文中，證明瞭性行為和延長生命力的依存關係，這兩種古老文化是相互影響著的。對李世民來說，當然中西合璧，各取其長。一方麵，魏晉時何晏、王衍的“五石散”及其衍生產品，得以再度弘揚；另一方麵，胡僧那羅邇娑寐、盧伽阿逸多的金丹，得以成氣候而光大。其根本原因，就是這種不死藥，本土的也好，進口的也好，不但起到長生不老的作用，還能具有壯陽固本的作用，這正是李世民對付三宮六院所求之不得的。

唐太宗的後宮裡，有多少佳麗，已不知其詳。但其建製，肯定要較他為秦王時，大大擴編。然而，這好像還不能滿足他的性需求，趙翼的《廿二史劄記》載：“太宗殺弟元吉，即以元吉妻為妃。”玄武門之變後，他很快將他的弟媳，那位漂亮的小楊妃，納入他的後宮，寵愛有加。現在已查不出來，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，是不是夾雜著一點男人的性動力在內。那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，他不僅垂涎，很可能早就下了手，否則不可能很快生了一個兒子李明，封曹王。倘不是受到阻攔，甚至要立李明的娘為皇後呢！

同是趙翼的《廿二史劄記》載：“廬江王瑗以反誅，而其姬又入侍左右。”廬江王李瑗係李淵兄之子，因從李建成謀反伏誅，他馬上將李瑗身邊最美麗的侍姬，收之內廷，歸為己有。一次，還向黃門侍郎王珪炫耀，問他知道這個美人是誰。“李瑗殺其夫而納之。”下麵冇有說出來的話，就是如今我殺了李瑗，她複又歸之於朕。王珪能對這位好色的帝王說什麼呢？

而據《資治通鑒》載：“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，年十四，上聞其美，召入後宮為才人。”看來，他對於女人，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。結果這個才人，在後宮三千粉黛中，並不能時常受到寵幸，她就瞟上了他的兒子李治，後來成為他的老婆。所以，民間遂有“臟唐臭漢”甚為不雅的負麵評價，應該是和這些宮廷穢聞分不開的。

從這位具有胡人血統的李世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原始民族的性習慣、性觀點看，仍保留著恩格斯在《家庭，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》一書中，所述及的早期社會形態的“普那路亞婚”和“劫掠婚”的野蠻性風俗，大概不錯。因此，他特彆不在意、不在乎中原地區的家族輩次、姻親血緣的倫常。這種**行為，他是不以為意的。所以，他活了50歲，以如此短促的生命週期，卻高頻率地生育出14位皇子，21位公主。若夭殤計算在內，當更多一些。

所以，他聲討秦皇漢武求仙長生的同時，半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地求助於不死藥。

在唐代，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，一麵唱高調，大批判，一麵犯糊塗，做蠢事。說一套，做一套，最終死於餌食丹藥上。而且，他開了這個頭以後，他的繼承人，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武宗、宣宗等帝，幾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，一個接一個地走上他的這條餌藥致死之路。

由於求不死而死，由於餌藥石而亡，幾乎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。高祖朝的杜伏威，瓦崗寨式的梟雄，“好神仙術，餌雲母被毒暴卒”；肅、代宗朝的李泌，一個聰明透頂的政客，因“服鉺過當，暴成狂躁之疾，以致棄代”；憲宗朝的李道古，一個方士掮客，逢人推銷不死之藥，他自己也“終以服藥，嘔血而卒”。（《舊唐書》）

作為整個社會中最不安生的一群，最敏感、最激情、最衝動的一群，文人怎麼不為風氣所動，怎麼能自外於這個大潮流呢？公元840年（文宗開成五年），白居易寫過一首《戒藥詩》，既描寫上層人士求不死的癡迷狂熱，也反映了那時文人熱衷此道的趨之若鶩：

暮齒又貪生，服食求不死。朝吞太陽精，夕吸秋石髓。徼福反成災，藥誤者多矣。以之資嗜慾，又望延甲子。天人陰騭間，亦恐無此理。城中有真道，所說不如此。後身如身存，吾聞諸老氏。

白香山的這首《戒藥詩》，彆看他站得很高，想得很開，說得漂亮，唱得好聽，其實詩人本人，也是服食不死藥的堅定分子。公元837年（開成二年），老先生的一首《燒藥不成命酒獨醉》五律，就是詩人的不打自招了。實際上，他和李抱真、杜伏威、李道古、李泌一樣，也曾經在自家院子裡煉丹熬藥的，不過規模要小一點罷了。如果說大臣們是工廠化生產，詩人們就是小作坊作業，而且因為燒丹不成，詩人很感鬱悶，隻好靠家鄉的河東桑落酒，給自己增加一點殘剩之愛、一點敗破之情，和堅壯不起的一點陽剛之氣了。

老文人的可憐掙紮啊！這些年來，一些文章過氣，風流已逝，歲月不再，齒豁臉皺的老前輩、老名流、老領導、老作家，看紅顏彆抱，忍歡場冷落，那一對酸出醋汁來的昏花老眼裡，流露出相當難熬的痛苦光景。可文人，隻要上了文壇這輛公共汽車，就是到站了，也不肯下車，還努力朝齒白唇紅、胸豐臀滿的美女作家那邊湊過去。白居易的詩，就是這種心態了。

白髮逢秋王，丹砂見火空。不能留姹女，爭免作衰翁。賴有杯中綠，能為麵上紅。少年心不遠，隻在半酣中。

宋人葉夢得的《避暑錄話》，提到白樂天，揭了老詩人的一點底。說他“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累，賞物大深，猶有待而後遣者，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”。白居易自分司洛陽以後，在履道裡定居下來，為了自娛自樂，府邸裡還設了一個私家歌舞伎班。葉夢得提到的這兩位漂亮小女子，一位叫小蠻的，善歌，一位叫樊素的，善舞，既是班中主要演員，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鐘愛。

我想，詩人比不上唐太宗，可以延請外來的和尚煉丹，隻好自己點火添柴，配藥加料，察看火候，圍爐巡視。為這些歌舞班裡的紅粉知己，老先生也必須要造藥，要服藥，以便貼身嗬護，老樹開花。

雖然累一點，可自有古代“偉哥”所提供的樂趣。老實說，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快樂生活，遠非當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。如今文人有錢者雖然很多，但要讓他辦一個隻侍候自己的文工團，恐怕還冇有這等氣魄。第一，中國當代富翁級作家，多為農民出身，很難領會、更難學會白居易這種貴族式的精神享受；第二，雖然捲起的褲腳是放下來了，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淨，小農經濟思想也不是三朝兩夕就能根除。在他們看來，如果公家不肯出錢，自掏腰包，還不如多找幾位三陪小姐，打打茶圍，來得經濟實惠呢。

他在寫《戒藥詩》的前一年，公元839年（開成四年），詩人這年68歲，患了風痹症，估計當為帕金森氏綜合征。終於萬般無奈，忍痛割愛，將這些青春貌美、鮮活亮麗的小女子，一一送出履道裡他的公館，垂淚而彆。因此，在放遣諸妓以前，年近古稀的老爺子，**未減，雄心不已，恐怕離不開這種“資嗜慾”和“延甲子”的壯陽藥。

由於朝野上下求不死藥的風氣盛行，由於文人學士服強壯劑的時尚大興，相對來說，因為服藥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。70歲時的白居易，有一首《思舊》詩，一下子讓我們看到，至少他的朋友，如元稹，如杜元潁，如崔群，如韓愈，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，成為不死藥的犧牲品，從此人鬼異途，陰陽阻隔。這位老人家不禁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會班子，放走那幾位小姐，而能苟存下來，自然要額手稱慶的了。

閒日一思舊，舊遊如目前。再思今何在？零落歸下泉。退之服硫磺，一病訖不痊。微之煉秋古，未老身溘然。杜子得丹訣，終日斷腥膻。崔君誇藥力，經冬不衣綿。或疾或暴夭，悉不過中年。唯餘不服食，老命反遲延。況在少壯時，亦為嗜慾牽。但耽葷與血，不識汞與鉛。饑來吞熱麵，渴來飲寒泉。詩役五藏神，酒汩三丹田。隨日合破壞，至今粗完全。齒牙未缺落，肢體尚輕便。已開第七秩，飽食仍安眠。且進杯中物，其餘皆付天。

有人說服硫黃的退之，不是韓愈，因為韓愈是個聖人，聖人不乾這種非聖人的事。但據近人陳寅恪考證：

如元稹杜元潁崔群，皆當時宰相藩鎮大臣，且為文學詞科之高選，所謂第一流人物也。此詩中之退之，固舍昌黎莫屬矣。考陶穀《清異錄》載昌黎以硫磺飼雞男食之，號曰“火靈庫”。陶為五代時人，距元和長慶時代不甚遠，其說當有所據。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，則疑當時士大夫為聲色所累，即自號超脫，亦終不能免。

其實，也不必為聖人諱。聖人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慾，這一點，陳寅恪的見解，十分精辟。且不論中國文人的矯情偽飾，佯狂張致，心口相忤，言行不一，心、口、手、筆之四點不能成一線，從來就是如此這般。若以總體而論，當這些文人處於一個時代的大背景下，除具特彆異秉的極個彆者，幾乎無一能在風氣之裹挾下，開頂風船，逆行不止；同樣，也幾乎無一能在潮流之沖決中，砥柱中流，悖勢而動。“雲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”（韓愈《左遷至藍關示侄孫三相》），踟躕前行的韓愈，能有這種大智大勇嗎？

這使我想起有一個時期，簡直不可思議的，冇有號召，冇有動員，冇有開大會，也冇有聽傳達。忽然間，打公雞血，喝紅茶菌，站鶴翔樁，作甩手療，乃至於耳能聽字，眼能透視，特異功能，五花八門，凡諸如此類的荒謬，無不望風披靡。現在想想，與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藥行為，從本質上來講，究竟存在著多大差彆呢？

以今度古，或以古度今，本來，孔孟之道，講求中庸，但中國人要是一窩蜂起來，常常是相當不中庸的。尤其被蠱惑到集體無意識的程度，往往歇斯底裡到無所不用其極，往往偏激彆扭到毫無理性可言。所以，風氣這東西，潮流這東西，引導得好，有助於社會進步，引導得不好，變成一股禍水，那一定會貽害無窮的。

唐朝的不死藥，雖然已是陳年往事，一個曆史的笑話而已。但為什麼興起之勃，勢頭之盛，邪惡之廣，為患之深，確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