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資治通鑒》記載，唐僖宗乾符二年（875）的秋天，大批蝗蟲，自東而西，飛襲而來，蝗群遮天蔽日，所過之處，一片赤地，一切綠色的植物都給啃了個精光。《新唐書》對於這次黃河流域的蝗災，也有記載：“乾符二年，蝗自東而西蔽天。”

京兆尹，也就是首都市長楊知至，上了一本，奏稱：“這次蝗災，全國波及，托皇上的恩庇，獨我們京畿一帶，蝗蟲雖然也飛來了，可它們不吃莊稼，一隻隻都抱著荊棘而死亡了。”在朝的宰相們、大臣們，互相為之祝賀。

蝗蟲不吃莊稼，滿朝彈冠相慶，這場麵實在有點匪夷所思。

蝗災，在《新唐書》中，記錄在冊者共十八次。從唐高祖的武德六年，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二年、三年、二十一年，都發生相當範圍的蝗災。唐文宗李昂開成年號期間，共五年，隔一年就要鬨一次蝗蟲，遍及全國，禍害無窮。“元年夏，鎮州、河中蝗。二年六月，魏博、昭義、淄青、滄州、兗海、河南蝗。三年秋，河南、河北鎮定等州蝗，草木葉皆儘。五年夏，幽、魏、博、鄲、曹、濮、滄、齊、德、淄、青、兗、海、河陽、淮南、虢、陳、許、汝等州螟蝗害稼。占曰：‘國多邪人，朝無忠臣，居位食祿，如蟲與民爭食，故比年蟲蝗。’”

最後的這個“占”，正是遭難不淺的老百姓，用這種求神問卜、訴諸上蒼的方式，宣泄怨恨；也是對“不作為”的統治者和各級官僚的一種詛咒。在史官眼裡，出現蝗蟲殘民的災難，“若無功而祿者然，皆貪撓之所生，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，則旱魚螺變為蟲蝗。”看起來，禍害莊稼、顆粒無收的蝗蟲，與強拿硬索、殘酷剝削的官員，在與民爭食上，在吞噬民脂民膏上，在無顧百姓死活上，官員和蝗蟲，本質上是相同的。

曆朝曆代，都不乏蝗災，唐朝當然不能例外。不過，同是在都城長安發生的蝗災，貞觀二年六月，“京畿旱蝗”，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為，而是身體力行地“作為”的：“在苑中掇蝗祝之曰：‘人以穀為命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，但當蝕我，無害百姓。’將吞之，侍臣懼帝致疾，遽以為諫。帝曰：‘所冀移災朕躬，何疾之避？’遂吞之。”至少，他把蝗蟲給京畿百姓造成的災害，放在心中。不可能像這位京兆尹，在朝廷上掀起這種不倫不類的黑色幽默的場麵。

開元四年，山東螟蝗害稼，宰相姚崇分遣禦史，督催各道、州、府，捕而埋之。這種積極的撲滅政策，遭到地方官員的抵製。認為十六國時期的漢國國君劉聰，也曾下令用捕殺的方法除蝗，結果越除越多，為害滋深。姚崇是位賢相，他駁斥這些不儘力除蝗的地方乾部：“劉聰偽主，德不勝妖，今日聖朝，妖不勝德。古之良守，蝗蟲避境，若言修德可免，彼豈無德致然？今坐看食苗，忍而不救，因此饑饉，將何以安？”姚崇堅決實行對蝗蟲的撲滅埋瘞之法，比李世民冀以禱祝免災，更為著實有效。

可到了末世唐朝，國勢日衰，主子也好，卿相也好，再找不出來盛唐時那種直麵災難的勇氣、全力抗災的力量。隻有寄托於僥倖，寄托於幻想。而僥倖和幻想都不足以掩蓋這種滿目瘡痍的國家局麵時，就隻有寄托於謊言了。

第一，蝗蟲已把大半箇中國的禾苗一掃而光，赤地千裡，哭都來不及，何賀之有？第二，蝗蟲即使抱樹而死，也是“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”，吃得無可再吃，給老百姓的災難，已經造成，稍有良知者，皆能明辨其誣妄，純係一派胡言，怎麼有臉在那裡開慶功會呢？

唐到僖宗，已經是氣數儘了的衰世敗象，黃巢的農民起義軍，流竄全國，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過。唯其不好過，就需要打腫臉充胖子，製造出一派大好形勢。

宮闕殿堂之上，山呼萬歲之中，文武百官為皇上的洪福齊天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居然連蝗蟲見了我們大唐聖明天子，也統統絕食自殺，以謝國人了，那是多麼的光榮、多麼的偉大、多麼的值得舉國歡騰啊！楊知至笑了，在場的眾大臣也咧開嘴笑了，因為十幾歲年紀還是個頑童的僖宗笑了。在座的除那個傻小子外，大家都明白，這是一個彌天大謊，但說謊者、助謊者，所以人有恃無恐的一個根本原因，就因為僖宗需要這個謊，相信這個謊。

謊言，是政治家用來對付最高統治者的武器。

給《資治通鑒》作注的胡三省，注到這裡，回顧唐代的曆史說：“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，韓晃以霖雨不敗鹽，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荊棘而死，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，其來久矣！”

在最高統治者四周，其實是存在著一道包圍著他的“謊之牆”，這就是胡三省所說的唐代的謊言政治。若是這位帝王頭腦還算清醒，有這道牆還不至於高到擋住視線，那麼他還可能看到紫禁城外的真實風景，還可能聽到禦河橋外的真實聲音。若是這位帝王神誌不算清醒，這道牆就會越砌越高，那麼他就很可能隔絕於世界變化，疏遠於時代潮流。如果這位帝王鴆安宴樂，昏庸失德；如果這位帝王聲色犬馬，行屍走肉，那他就會生於牆內，死於牆中，成為曆史的垃圾。

這道牆，看不見，摸不著，但感覺得到，體會得著。唐代宦官仇士良，就是最為精通“謊之牆”的高手。二十年間，親曆順宗、憲宗、文宗、武宗四帝，他竟一點破綻也冇有出過。當他告老還鄉時，曾把他如何控製皇帝的訣竅，傳授給徒子徒孫：“天子不可令閒，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無暇更及他事，然後吾輩可以得誌。慎勿使之讀書，親近儒生，彼見前代興亡，心知憂懼，則吾輩疏斥矣。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

他所說到的“娛其耳目”的“目”，他所提及的“彼見前代興亡”的“見”，就是為什麼要築這道牆的緣由。有一次，李昂問當直學士周墀：“朕可方前代何主？”周墀答：“陛下堯、舜之主也。”李昂歎了口氣，對這位臣下說道：“朕豈敢比堯、舜，何如周赧、漢獻耳？”周墀大吃一驚：“彼亡國之主，豈可比聖德？”李昂最後說：“赧、獻受製於強諸侯，今朕受製於家奴，以此言之，朕殆不如！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這個家奴，正是仇士良。他經營的這道“謊之牆”，牢不可摧，堅不可破，弄得這位帝王奈何不得，想跳也跳不出去。

胡三省說，“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，其來久矣！”其實，豈止人臣要以謊言來矇蔽人主呢？甚至連人主也需要以謊言來麻醉自己，最典型的代表人物，莫過於那個女皇帝武則天了。

這個女人當上皇帝以後，心裡總是有點不踏實，她的侄子武承嗣看到這一點。武是個不成器的小玩鬨，因其姑成為一國之主，他跟著雞犬昇天，自然要想法給姑媽解心寬。不過，此人智商不高，琢磨出來的主意，也很不高明。雇人“鑿白石為文曰：‘聖母臨人，永昌帝業。’末紫石雜藥物填之”。但武則天實在需要這種明知是謊言的東西，好用來自慰。“庚午，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，稱獲之於洛水。太後喜，命其石曰‘寶圖’。擢同泰為遊擊將軍。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

如此拙劣的把戲，竟能大行其道，那樣一個何等精明的女人，會看不穿這種連傻子都明白的花招，可她欣然笑納，為之大張旗鼓地慶祝，為之大造輿論地宣傳。由此，武氏一朝，這種“祥瑞”的公然謊言，弄得她的臣下煩不勝煩。國人好說謊者多，好拍馬屁者更多，而中國的最高當局，好聽信謊言者多，好被人拍馬屁者更多。於是，上下結合，左右逢源，將唐朝的說謊政治推向高峰。

“太後好祥瑞，有獻白石赤文者，執政詰其異，對曰：‘以其赤心。’昭德怒曰：‘此石赤心，他石儘反邪？’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：‘天子萬萬年。’詣闕獻之。昭德以刀刮儘，奏請付法。太後曰：‘此心亦無惡。’命釋之。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此風一開，便不可收拾了。

最為滑稽突梯者，有一個叫朱前疑的投機分子，給武則天上書，說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見陛下壽滿八百。這當然是所謂的癡人說夢的昏話，這位女皇帝聽了以後很開心，當即賞了他一個“拾遺”的官。隨後，此人再次上書，說他又做了一個夢，夢見陛下發白再玄，齒落再生。武則天居然相信這等鬼話，提拔為駕部郎中，調到她的司機班來了。這還不算，有一次，此人出差回來，竟然上書曰：“聞嵩山呼萬歲。”因為武則天已經到了冇有謊言、無以為生的程度，“賜以緋算袋”，也就是給他掛一個功勳章的意思。

人臣矇蔽人主，人主麻醉自己，這當然也不光是唐朝纔有的政治現象。在人類社會中，在權力起到作用的政治體製中，要想完全擺脫這種人性弱點而形成的弊端，幾乎是絕無可能的。

唐德宗時的一位清廉賢明的宰相陸贄，曾經在上奏裡說過：“流俗之弊，多徇諂諛，揣所悅意則侈其言，度所惡聞則小其事，製備失所，恒病於斯。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因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，都患有偏聽症，喜歡聽順悅己意的話，而不願意聽到逆耳不快之言。所以，報喜不報憂，便成了帝王周圍的人的職業習慣。

說謊，不但是家常便飯，而且成了這些人的生存手段。不報憂，但憂實際存在著，怎麼辦，就要想方設法地掩飾、隱瞞，於是，隻有靠撒謊來矇蔽皇上；要報喜，而無喜可報，怎麼辦？就不得不編喜、造喜，製造喜的假象來哄騙主子，一句話，還是要靠謊言。

雖然，說謊話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弱點之一。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，冇有人在其一生當中不曾撒過謊。但是，朝廷之上，宮禁之中，那些良心大大壞了的政治家，不說謊話，簡直就活不下去，再碰上頭腦大大壞了的統治者，冇有謊話，也是活不下去的。所以，一位西哲說過，“宮廷是謊言的黑暗淵藪”，這是一點也不錯的。

當撒謊成為做皇帝的和做臣下的對話方式時，那必然催生下列非謊不可的狀況：

一、撒謊的比不撒謊的能撈到好處；

二、撒大謊的比撒小謊的能得到更大的便宜；

三、能瞞天過海，滴水不漏，胡吹海謗，天花亂墜地撒謊，並且做到臉不紅，心不跳，麵不改色者，能把皇帝老子騙得鬼迷心竅，深信不疑，引為心腹，以作依靠者，那就達到撒謊的最高境界。

這樣的撒謊能手，還有什麼目的不能達到，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做成的呢！

唐朝從太宗時的魏征起，各代都幸而有一兩位賢相，魏征死得早，算他命大，其餘的，結果都不大好。有的更悲慘，不是殺頭，就是貶謫。這給做臣下的長了教訓，為了說真話，而付出充軍發配、滿門抄斬的代價，就不如撒謊哄皇帝開心，還能升官發財，來得實惠了。

陸贄為什麼想起來給德宗說這番話呢？也是感觸實在太深的緣故。因為在唐代曆朝大臣中，若要評選出一名謊話大王的話，這份光榮的桂冠，非他的同僚、德宗當政時的裴延齡莫屬。此人撒起謊來，真是風雲變色，天昏地暗，其玄虛離譜，其冇邊冇沿，其瞎說八道，其荒腔走板的程度，令人張口結舌，目瞪口呆，聞所未聞，心驚肉跳。而他眼皮不抬，臉皮不動，心定氣閒，胸有成竹。

撒謊，到了極限，就是一種藝術了。

德宗貞元十年（794），“上欲修神龍寺，須五十尺鬆，不可得。延齡曰：‘臣近見同州一穀，木數千株，皆可八十尺。’上曰：‘開元、天寶間，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，今安得有之？’對曰：‘天生珍材，固待聖君乃出，開元天寶，何從得之？’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

這個裴延齡，當著大庭廣眾，言之鑿鑿，說他在山西同州一帶，發現很多高達數十丈的棟梁之材，可供陛下蓋廟建殿。這當然是鬼話連篇了。李適聽後，也犯嘀咕。他知道從他祖父那時起，建宮殿，就無法在京畿（包括山西同州）一帶找到一棵可用之材，怎麼可能出現像裴延齡所說的那種情況，難道森林可以像發豆芽菜似的，一夜之間，就能長成參天大樹？

雖然曆代皇帝，弱智者多，這也是中國有許多昏君、暴君之外，還有更多無能庸君的緣故，不過，這個德宗，至少能知道同州，即今之大荔縣，離長安不遠，屬京畿之地，從他曾祖玄宗那一輩，就難以采伐到巨材來蓋宮殿，所以表示不信，說明他還不能算最糟的庸君。

但裴延齡敢當李適的麵說謊，因為他把握住這位皇帝的弱點，好虛榮，圖聲名。“天生珍材，固待聖君乃出”，如果你堅持說同州冇有樹，那就等於承認自己不是聖君，如果你不想認為自己不是聖君，就得默認同州有樹的事實。於是，李適便被架著非當這個聖君不可。

同一年，這位說謊大王，又上奏一本：“左藏庫司多有失落，近因檢閱使置簿書，乃於糞土之中，得銀十三萬兩，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。此皆已棄之物，即是羨餘，悉應移入雜庫，以供彆敕支用。”（司馬遷《資治通鑒》）胡三省注雲：“匹段雜貨，使在糞土之中，已應腐爛不可用，雖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誕也。德宗不加之罪，延齡複何所忌憚乎！”

德宗竟然相信這類到了連常識都不顧的謊話，也真讓人咋舌。可見古往今來的皇帝，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騙子包圍矇蔽，而上當，而執迷不悟，直到民不聊生，國破家亡，到斷頭台為止。丹麥的安徒生，寫過一篇《皇帝的新衣》，在外國，叫作童話，在這裡，童話就成為荒唐的現實。那個裁縫騙子以無作有，裝模作樣，不過隻做一襲皇帝的新裝罷了。比之這個裴延齡，發現百萬有餘匹段雜貨，埋在糞土下多年而不朽爛，這謊撒的，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縫，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。所以，皇上一旦喜歡聽謊，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熱，隻好冇脾氣了。

到底不愧為撒謊冠軍，就在前一年，他已經充分展現了瞪眼說瞎話的專長。“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，”可到了他的嘴裡，這數畝地變成了“長安、鹹陽有陂澤數百頃”。並且奏稱：該地“可牧廄馬”。從數畝到數百頃，這種荒唐的膨脹係數，讓唐代那些天馬行空的詩人，都不得不佩服這位謊話大王的想象力。

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大躍進、放衛星的神話年代，想起那“畝產萬斤糧，爐煉萬噸鋼，超英又趕美，公社萬年長”的紅旗詩歌，想起那“人有多大膽，地有多大產”的豪言壯語。說到底，也跳不出中國人習慣了的，比誰更能說謊話的比賽罷了。

到了恢複理智後的現在，我們翻出當時的舊報紙、舊雜誌、舊圖書，看到那些沸沸揚揚的套紅大字標題，無論編造奇蹟的人也好，無論相信奇蹟的人也好，一定會覺得當時這種集體無意識的行徑，是多麼可笑的了。

結果，德宗還信以為真，還挺當回事，還派有司到那裡去閱視。回來一彙報，哪裡能放養牧馬？純係天方夜譚，根本冇有這回事。本是該追究他欺君之罪的，可是德宗不了了之。正因為有這把大保護傘罩著，裴延齡才肆無忌憚地“恣為詭譎，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，延齡處之不疑。上亦頗知其誕妄，但以其好詆譭人，冀聞外事，故親厚之”。

有說謊者，必有信謊者。唯其有信謊者，說謊者才得售其奸；若無信謊者，說謊者冇有市場，謊言也就寢息。可是德宗皇帝信謊，需要謊，這種供求關係，決定了裴延齡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，誰也奈何不了他。

陸贄早就對德宗說過，裴延齡是“誕妄小人”，不可用，“用之交駭物聽”。到了這種地步，他不得不上書，直抒己見：“……移東就西，便為課績，取此適彼，遂號羨餘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兒戲。”也許是氣急敗壞的緣故，竟語不擇句，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。他說：“昔趙高指鹿為馬，臣謂鹿之與馬，物理猶同，豈若延齡，掩有為無，指無為有。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）

然而，德宗的耳朵，和其他許多皇帝一樣，也患嚴重的偏聽症，自然聽不進去這番忠言。而那個集吹牛、撒謊、胡說八道與恬不知恥於一身的裴延齡，照舊當他的官，撒他的謊，拍他的馬，優哉遊哉。忠誠正直的陸贄，卻不得不吞下一個單人獨騎，逐出長安，踽踽獨行，貶往遠州的苦果。等到德宗駕崩，順宗接位，纔想起把他召回，可是詔書還冇到達，陸贄就命逝黃泉了。

曆史從來都把說謊者綁在恥辱柱上，這也是應有的正義判決，然而，那些相信謊言，需要謊言，還為無恥之徒、卑鄙小人提供土壤的統治者，正義之劍，總是很少刺及。其實，要冇有唐德宗的信謊，會有裴延齡的說謊嗎？所以，從這個意義上看，對握有權柄的信謊者，由於流毒所及，禍殃一方的災難，尤其不能高抬貴手、寬待這類主犯的。

在中國，從來就是三分天災，七分**。無論水災、旱災、風災、雹災，乃至蟲災，包括公元875年這場蝗災，總是一過性的，而**，則是無法癒合的創口，遺患無窮。

因此，也可以說，那些手中握有權柄的說謊者、信謊者，需要依賴謊言生存者，是比蝗蟲更壞得多多的人類害蟲。